记得《上海1000天》这本书中，时任德国大众公司高管马丁·波斯特，回忆道：上海大众建立的过程中，中德股东双方，曾有巨大的分歧，但是靠着上海和狼堡双方的智慧和勇气，最终解决了各种矛盾，促成了上海大众的诞生。
合资就像婚姻，既然夫妻双方的性格能影响婚姻的走向，那么为何股东双方的企业文化，不会影响合资企业的成败呢？
去年7月10日，长城与宝马正式签署了合资经营合同，长城宝马建立合资公司，双方各持股50%，新公司命名为光束汽车有限公司。
就在同一天，特斯拉宣布和上海方面签署了纯电动车项目的投资协议。
如今，整整一年过去了，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建设如火如荼，其工程进度之快，令人咂舌——今年2月份工厂奠基，7月份主体建筑已近完工，距离年底前量产Model3(参数|图片)仅一步之遥。
而长城和宝马的光束汽车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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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，有人曾前往光束汽车的工厂所在地江苏张家港探寻项目进度。结果，这个在去年10月份就有报道称“工厂平面布局总图”已完成的项目，如今仍然只是一片荒地。
随即，关于“长城宝马合作或将中止”的传闻，不胫而走。
消息称，“长城与宝马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谈判上已陷入僵局，派驻宝马工程师赴中国参与研发的长期计划也被取消”，据传，该消息来源于某德国媒体，该外媒甚至认为，长城与宝马的合资项目，甚至有“面临失败的风险”。
根据光束汽车在张家港基地的实际情况来看，该说法不是“空穴来风”。
长城与宝马的“联姻”，其处境，相当微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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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光束汽车项目推进不顺畅，外界普遍认为是由于长城和宝马股东双方的分歧。
有分析认为，尽管长城宝马合资的光束汽车，主要是生产新能源的mini(参数|图片)品牌车型，但是宝马方面不想偏离其坚守的质量与品质标准。
而与之相悖的是，长城汽车希望通过较为廉价的产品，迅速占领低端市场，先站稳脚跟，再徐图发展。
很明显，二者之间的分歧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企业文化的差别。
有人说，合资就像婚姻。既然夫妻双方的性格能影响婚姻的走向，那么为何股东双方的企业文化，不会影响合资企业的成败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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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区凡两人以上同行，需要排成纵队；走路不许走对角线，只能直角拐弯；上厕所有时间限制，甚至走路的速度也有要求；总部大楼，电梯只停8、13、16层，剩下的要走路；“婚丧嫁娶”随份子不能超过50元……最绝门的是，有专人在厂区负责监督罚款，而每年的罚款收入，甚至达八位数。
以上种种，皆为坊间盛传的长城汽车管理模式。
长城式的管理模式，说白了，就是“军事化管理”。而在很多人看来，长城，之所以从一个不知名的河北保定小厂，一路打拼成为中国自主品牌SUV “标杆”的车企，其“军事化管理”，功不可没。
毕竟，在资源不占优势，人才不占优势，品牌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长城汽车能有与一众合资/国资车企一决高下，靠的就是独树一帜的“铁腕”管理模式。
在这种企业文化影响下，想要让外界去主导长城的决策，其难度可想而知——况且，对方是来自亚欧大陆另一端的欧洲车企，想要在长城的合资公司掌握话语权，不啻是天方夜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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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宝马方面看来，事情却恰恰相反。
在与长城合资之前，宝马在华只有一个合资车企——华晨宝马。宝马对其合作伙伴“华晨汽车”，可以说是“予取予求”。
从引入车型的节奏，到合资公司的股比调整，华晨汽车对宝马方面的“配合程度”，可以说是无可附加。
从某个角度而言，正是股东双方的“和谐关系”，让华晨宝马成为中国车市合资企业的“样板”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宝马品牌在中国豪华市场的地位。
用一句不恰当的比喻，宝马也许被华晨给“宠坏了”——华晨的“全力配合”，让宝马在合资领域有了较高的期望值，在宝马看来，即便合资公司的全部决策权不在自己手上，起码自己也要掌握最核心的话语权。
而这，恰恰是长城的核心诉求。
但是，在光束汽车的合作框架内，长城与宝马，双方各50%的持股比例，恰恰无法从条文里调和这种矛盾。
宝马集团原董事长哈罗尔德·克鲁格
长城和宝马，这对在外人看来是“门当户对”，前景被看好的“伉俪”，其实在内部，有着些许不为人知，却难以调和的矛盾。
现在看来，当初签约仪式上，中德双方高层的见证，更像是“家长式的赐婚”，而小两口之间的别扭，并不会放到台面上。
如今，距离当初的“赐婚仪式”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，但长城宝马的光束汽车，却连个“洞房”都没影儿，眼见同期签约的特斯拉已经在上海“起高楼”，长城宝马，不知心中做何感想。
记得《上海1000天》这本书中，当初德国大众公司高管马丁·波斯特，回忆道：上海大众建立的过程中，中德股东双方，曾有巨大的分歧，但是靠着上汽和大众双方的智慧和勇气，最终解决了各种矛盾，促成了上海大众的诞生。
希望在36年后，同为中德双方的长城和宝马，还能拿出前人的智慧和勇气，尽管我们知道，这并不容易。
